古村落命悬一线，你无动于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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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2000年全国有360万个古村落，2010年是270万个，10年就消失了90万个，现在的自然村只有200万个左右。”

冯骥才进一步指出，就在我们开会的时候，一天100个村落就没有了！古村落的保护权不在农民手里，而在官员、学者、开发商手里，变成了官员的政绩、学者的科研成果、开发商的资源！

得到“保护”的古村落是不是就安然无恙了？

事实上，这几年历史文化名村的旅游价值日益凸显，外地民众大量涌入，非本土商品也进驻到村里，导致一些名村的本土文化衰退，丧失了村落原有的肌理和历史文脉，严重侵蚀了历史文化名村的原真性和文化魅力。

古村落保护刻不容缓！古村落命悬一线！


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院长王思明

　  在许多村镇，“绿水青山”的别样景致正在大幅压缩，村里的年轻人也丢下儿时的乡愁在异乡闯荡。即使在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村，白墙灰瓦的村落也逐渐被钢筋混凝土取代，盛兴一时的民风民俗早已无迹可寻，这样的“名村”意义何在？

江苏“两会”期间，记者就保护江苏历史文化名村专访了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院长王思明，他在提案中呼吁农村里的年轻人“抢救”本土民俗，守住村落的原真性文化，这一观点在会上也得到了其他委员的关注和认可。

王思明提出，现阶段的历史名村保护因各部门职责割裂受到很大限制，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部门来协同管理，名村文化的保护工作不但会因为重复投入浪费大量人力、物力，更容易在地方民俗上“留白”。

现状

建筑、村民和历史一同老去

　　江苏目前已入选历史文化名村13个，其中有10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为了完成对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对全国的历史文化名村做了前期调查，他发现，包括江苏、安徽、山东、浙江在内的多个省份的“名村”都在“老去”：建筑的破坏程度相当严重，留守在家乡的村民也有老龄化的趋势。

无锡市惠山区玉祁镇礼社村

　　“很多地方虽然比较重视历史文化名村的申报工作，在建设方面不是很重视。”王思明感慨，江苏历史文化名村中的许多古民居建筑年代久远，居住环境普遍较落后，排水、供电、卫生等基础设施无法满足居民现代生活的需求，亟须修缮。由于修缮旧居的成本较高，不少村民选择弃旧建新、拆旧建新。村里的发展跟不上，年轻人追求更高的经济收入纷纷进城打拼，农村出现老龄化和“空心化”。“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都不在了，谁来继承和发展文化？”王思明说。

肆意商业化破坏原真性

　　更让王思明担心的是，农村文化的肆意商业化，正破坏村落的原真性。他说：“这几年历史文化名村的旅游价值日益凸显，外地民众大量涌入，非本土商品也进驻到村里，导致一些名村的本土文化衰退，丧失了村落原有的肌理和历史文脉，严重侵蚀了历史文化名村的原真性和文化魅力。”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杨柳村

　　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建设，很多历史文化名村都把开发、旅游当成了重点，有的地方就纯粹把名村做成旅游设施，有违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王思明举例，一些村庄急着推广各色的农家乐、接待更多游客，让乡村生活变得更便利，顺理成章地在历史文化名村中间或周边建了一些突兀的现代建筑，破坏了整个村落的本来面貌，甚至波及村民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

建议

历史文化名村建筑须“修旧如旧”

　　老旧的传统民居在卫生设施、排水设施和用电设施上多少有些问题，王思明指出，并不是说为了保护历史就要让居民放弃舒适的生活。“肯定要增加一些基础设施，确保供电、供水和卫生保洁；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是保护名村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他说，房子老旧肯定存在安全隐患，放着民居残破不堪不但是对村民不负责，游客也不便参观，因此必要的修缮是必须的，但要遵守“修旧如旧”的前提，不能影响村落建筑的整体效果。

南京市高淳区漆桥镇漆桥村

　　以苏州为例，王思明介绍：“那里的村落就会把新建筑建在外围，老区基本上还是保留原来的风格，即使你修建也是修旧如旧，而不能弃旧建新，否则整个文化遗产都不存在了。这就是要平衡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村民改善生活的愿望，形成一个平衡点。”

留住村落里的“文化传人”

　　近几年，江西婺源已经成为了知名景点，每到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就有大批游客组团前来，听着导游千篇一律的说辞。王思明觉得，要保护历史文化名村，传承乡间的民风民俗，最关键的是尽可能“把人留住”，让熟知村落历史的村民向异乡人娓娓道来，倾吐在这里生活的感受。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三山村

　　“农业文化遗产跟其他遗产不一样，人是文化中间最重要的一环。”对此，王思明提倡让村民参与名村发展的整个运作过程，有意识地寻找村里比较了解历史、民俗的老人，尤其鼓励年轻人熟悉这些传统文化，由他们代替导游的角色，介绍自己的家乡，这些人就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一样，把名村的生产活动、歌舞、手艺都流传下去。

　　生产方式、民俗和民风都是农业文化遗产最具吸引力的部分。王思明说，在贵州从江，每年有斗牛节、山歌节这类民俗活动，吸引了很多游客慕名参观。如果没有这些村民，这些丰富的内容都会随着时间消逝。

在名村的地方特色里挖掘商机

　　2014年，江苏兴化的垛田作为传统农业系统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成为江苏首家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王思明看来，把垛田这样的农业特色作为文化推广出去，既是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农民致富的重要手段。

苏州市吴中区西山镇明月湾村

　　他说：“垛田相当于是个复合系统，春季主要开油菜花，秋冬可以种其他植物；田边的沟渠里还可以养鱼虾和蟹，有多重收入。”每年秋季和4、5月油菜花盛开的季节，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去参观旅游，垛田的绘画和摄影作品甚至成为赠送国宾的礼物。

　　王思明指出，村民可以从各地的特色有机农产品中得到一部分收入，也可以借此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增收。

名不副实的“名村”及时摘牌

　　成功申请成为历史文化名村，也意味着可以得到相应的推广和政策扶持。可有些村落为了争取资源、打个牌子吸引外地游客，积极申报各种头衔，但申报下来之后又不重视建设，或者在建设中一味迎合游客，在周边建一些比较豪华的宾馆饭店，王思明举例道：“湖南的张家界、凤凰古城附近建了很多高档的楼堂馆所，后来发现和景观不和谐，又花很多钱拆除了。”

常州市武进区郑陆镇焦溪村

　　对此，王思明建议建立“名村保护预警和退出机制”，每年由政府进行监督，如果已经申请到头衔的名村存在新修建筑突兀、破坏原有历史风貌等情况，破坏严重甚至名不副实，就要及时取消头衔。

用非遗手段保存名村历史文化

　　“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有些历史文化名村并不是绝对完整、一成不变地保护下来。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学术界也要积极参与建设，把它通过图片、录像、文字甚至采访录音的方式保护下来。”王思明把这一做法称为“抢救文化”。

　　据了解，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曾到云南的原始村落里录制生产过程，作为历史资源保留。他说：“这些文化元素不像王侯将相有专人记载，有大量的人搜集、整理历史，一般不太重视，等消逝了才发觉无据可查。比如APEC期间领导人穿的唐装，那些元素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基本的素材、原料和制作工艺都是有渊源的，应该记录下来。”

管理割裂导致各部门“单打独斗”

　　和一些上会的委员、部门领导交流后，王思明在加强江苏历史文化名村保护方面的见解引起了不少共鸣，他说：“最近这段时间，国家有不少文化保护方面的提案、呼吁，特别是冯骥才一直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呼吁声最后也会落脚到传统村落的保护上。”

南通市通州区二甲镇余西村


　　欣慰的同时，王思明也意识到现有管理体制正拘束着历史文化名村和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这涉及很多方面的工作，每项工作分别归一个部门来做，基本上各部门都在‘单打独斗’，只关注名村保护的一个侧面。”

　　他举例道，江苏兴化垛田、云南哈尼梯田等重点项目都是农业部在介入，主要侧重农业生产系统、农业生态系统；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的保护则是住建部在牵头，比较注重建筑遗产的保护，相应的保护规划和具体工作基本集中在古桥、古村、古井等建筑上；文化部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申报，看中民间歌舞、节气、民俗。这样一来，农村文化的保护被分割成三大块，既有重叠，又在非重点地方的节庆民风、农业特产等方面有所缺失。

建议组成领导小组综合考察

　　分管部门各行其事，也让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演变成一场“混战”。王思明最担心的是，这不仅会为名村增加负担，更会因为缺乏统一管理，遗漏历史文化名村“本体原真的东西”，失去名村文化的灵魂和生命力。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陆巷村

　　王思明也和农业部、省文化厅等部门有过对话，这些部门都认同并逐渐重视起名村文化的系统保护，但又难以避免职权的局限。他说：“像传统的茶园、果园等农业生产、生态系统，通常交给农业部管理，比如云南普洱的古茶园、茶树是农业部保护，但相关的民俗、民谣、民歌，包括泡茶用具这样的茶文化，谁来管？一个古村落，它的生产方式和民俗能分开么？”同样，在村落调查中，建筑、农业、民俗等方面的资料搜集，也不成体系地散落在各部门手中。

　　职责权限为管理部门画了一条“警戒线”，让各部门不便“伸长手臂”去管理。王思明指出，最好的方法就是由省里牵头成立几个部门的协调小组，把省住建厅、省文化厅和省农委的相关部门拉进来共同部署工作，统一下乡普查资源、协调规划，共同保护名村文化。

来源：江南时报
编辑：木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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